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定位探讨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定位探讨
一、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载体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传统定位，根植于过去四十余年以“引进来”为主的单向开放模式。彼时，行业的核心使命是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赴海外（主要是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美元债券提供信用认证服务，旨在帮助企业获取稳定、低成本的境外美元资金，以弥补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初期的融资缺口。这一角色本质上是国际资本单向流入中国的“信用中介”与“合规通道”，其业务逻辑紧密依附于“中国增长-美元资本”的循环链条，深度嵌套在由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定价体系之中。
然而，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根本性变革，这一传统定位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度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原有的全球化分工与资本流动逻辑受到冲击。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创造性提出的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一次历史性升华。新格局的核心在于，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同时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如“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标准输出）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推动内外循环在更高层次上相互促进、动态平衡。
在这一宏大战略转型下，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载体必须实现根本性重塑：从服务于“资本输入”的单一工具，升维为服务于“双循环”战略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服务枢纽。其新定位应体现在三个维度：
服务于“内循环”质量提升的海外资源与市场配置者：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工程承包，旨在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拓展海外市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评级机构的核心功能，应从单纯的发行评级，前移至为这些海外投资与经营活动提供全方位的信用风险识别、评估与预警。这包括对东道国主权风险、行业政策风险、合作伙伴信用风险、项目现金流风险的系统性分析，帮助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风险识别-收益匹配” 的安全高效配置，将海外盈利有效汇回并反哺国内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夯实内循环的产业基础与利润来源。
服务于“外循环”能级跃升的规则与标准衔接者：高质量的外循环，不仅是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更是规则、标准与信任的互联互通。评级机构作为专业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可以成为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等沿线国家金融市场规则与风险语言的重要桥梁。通过提供符合国际规范又兼具中国视角的信用评估，帮助沿线国家企业和项目获得更合理的风险定价，促进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使用，降低交易成本与信用摩擦，从而深度融入并良性塑造区域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网络。
服务于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预警者：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动性空前增强，外部风险的传导路径更为复杂。评级机构凭借其全球风险监测网络与分析能力，应成为国家防范化解跨境金融风险、维护海外资产安全的重要前端耳目。通过对重点国家主权债务、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及关键行业信用趋势的持续跟踪与前瞻性研判，为宏观决策部门和市场主体提供独立、专业的风险信号，助力提升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与风险防控能力。
二、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功能
定位的战略性转变，必然要求功能体系进行深刻的适应性重构。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必须超越其传统、单一且相对静态的“债券发行信用认证者”角色，演进为一个能够提供动态、前瞻、系统性信用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专业服务主体。其核心功能应从价值链条的后端（发行定价）向中前端（投资决策、运营管理）乃至危机后处置（债务重组）全面延伸，从而在中国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角色：“立体化风险识别器”、“公允定价基准锚”与“系统性安全稳定阀”。这三大功能的协同发挥，是行业实现高质量“走出去”、服务国家战略的根本保证。
（一）担当“立体化风险识别器”：穿透信息迷雾，构筑海外资产安全首道防线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迈向多元化、高阶化，投资标的与东道国环境日趋复杂，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和行业周期判断已远不足以覆盖全部风险。信息不对称成为中国资本全球配置面临的首要挑战。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必须将强化风险揭示的深度、广度与前瞻性作为首要功能，构建一个能够穿透多重维度的立体化风险识别框架。
1.方法论革新：构建“超越财务”的多维风险分析体系
深度整合地缘政治与国别风险分析：建立专门的研究团队，系统评估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稳定性、政权更迭风险、大国博弈下的站队压力、国际制裁可能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冲突对商业环境的潜在冲击。将定性判断转化为可纳入信用模型的调整因子。
系统嵌入ESG与气候风险因子：针对全球日益强化的可持续发展共识，开发领先的ESG评估方法论。不仅评估企业的环境合规与社会责任表现，更关键的是分析气候转型风险（如碳定价政策冲击）和物理风险（如极端天气对基础设施资产的损害） 对其长期现金流和资产价值的根本性影响。这对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项目和能源投资至关重要。
强化法律、合规与运营环境尽职调查：将东道国的法律体系健全性、合同执行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劳工政策、外汇管制以及行业准入限制等非财务约束，系统性地转化为信用评估的扣分项或阈值条件。
2.服务模式转型：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动态风险监控服务
投前：深度尽调与风险筛查：为企业海外并购、绿地投资提供定制化的“投资目的地综合风险报告”和“标的资产/合作伙伴深度信用背调”，成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输入，避免“盲人摸象”。
投中：持续监测与预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对已投项目或企业的实时风险仪表盘，监控其经营、财务、舆情及东道国政策法规的异常变动，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实现从“事后评级下调”到“事中风险干预”的转变。
投后：压力测试与策略调整：定期对海外资产组合进行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模拟在不同宏观冲击（如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地区冲突升级）下的抗风险能力，为资产配置调整和风险对冲策略提供依据。
（二）担当“公允定价基准锚”：提供替代性分析，引导全球资本优化配置
在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信用风险的定价常被国际评级巨头的固有偏见和短期市场情绪所扭曲，导致资产价格偏离其基本面。中国评级机构“走出去”的第二个核心功能，是凭借独立、深入的研究，提供公允的“第二意见”，成为引导资本（特别是流向与中国相关的优质资产）合理配置的定价基准。
1.坚持基于长期基本面的独立判断
抵御“评级顺周期性”：在市场狂热时保持冷静，敢于对估值过高的资产提示风险；在市场恐慌时保持理性，敢于发掘被错杀资产的长期价值。这要求机构建立与短期业务收入隔离的、以研究质量为核心的内部考核与文化。
解构并挑战西方中心的评级叙事：在对“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当地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的评估中，避免套用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模板。应深入分析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资源禀赋的战略价值、以及与中国资本和技术结合可能带来的“增长期权”价值，提供更贴合发展实际的信用观点。
2.建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特色定价基准
打造“一带一路”专属信用指数与曲线：基于对沿线国家的深入研究，发布“一带一路”主权信用指数、基础设施行业信用利差曲线等权威基准产品。这些产品应能更精准地反映相关资产的真实风险溢价，为项目融资成本设定、金融机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提供可靠参考。
推动人民币资产定价的“中国标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并主导建立针对“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等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信用评级标准。使中国评级机构的定价意见，逐步成为全球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时不可或缺的决策依据，助力掌握人民币资产的定价主导权。
（三）担当“系统性安全稳定阀”：参与风险化解，维护金融稳定与债权人权益
信用风险管理的终极考验在于风险爆发后的处置能力。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功能，必须延伸至风险缓释与危机化解的后端，成为维护中国海外金融债权安全、参与全球债务治理、防范风险跨境传染的专业力量。
1.提供风险缓释方案的设计与评估专业支持
参与复杂信用结构设计：在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结构化交易中，凭借对底层资产风险和法律法规的深刻理解，为信用增级措施（如担保、保险、优先/次级分层）的设计提供关键分析与压力测试，优化交易结构，提升融资可行性。
评估债务重组方案的可行性：当企业或主权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能够对其债务可持续性进行独立评估，对不同重组方案（如债务展期、利率减免、债转股）对回收率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为债权人谈判提供技术支撑。
2.在主权债务危机协调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提供独立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符合新兴市场特点的DSA模型。在主权债务重组谈判中，为中方（无论是作为双边债权人还是通过多边机构参与）提供独立于债务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如IMF）的技术分析，增强中国在债务重组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专业性。
助力构建公平有序的债务处置框架：通过专业研究，倡导建立更加包容、注重发展空间的主权债务重组国际规则。中国评级机构可以成为连接中国发展金融理念与国际债务治理实践的知识桥梁，推动建立更能体现“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的危机解决机制。
从“风险识别”到“定价锚定”再到“危机化解”，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功能重塑，构建了一个贯穿信用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完整能力闭环。这三大功能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定义了行业在新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主张。只有全面锻造并系统性地输出这些功能，中国信用评级机构才能真正超越“服务提供商”的局限，成长为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敬的“风险管理者”和“金融公共产品提供者”，从而为保障国家海外利益、促进全球金融稳定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力量。
三、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路径在客观上强化了对“美元定价权”体系的依附。然而，这一路径不仅面临与“三大”巨头的直接竞争劣势，更与我国提升金融自主权、维护金融安全的战略方向存在张力。美元周期的剧烈波动及其带来的外溢风险，深刻揭示了过度依赖单一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破解“美元陷阱”、掌握金融发展主导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必然战略选择。
因此，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最高层次目标，必须实现历史性跨越：从在既定美元体系内寻求生存空间，转向主动服务于并赋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最终确立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人民币话语权”提供关键的信用基础设施支撑。 这一目标转变蕴含以下核心路径：
成为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全球权威定价基准提供者。信用评级是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石。要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融资和储备中更广泛的使用，必须建立一套为全球投资者所广泛认可和信任的、针对人民币计价资产（如“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与公司债）的信用评级标准与符号体系。中国评级机构应主导或深度参与这一标准体系的构建，使其充分反映人民币资产的独特风险收益特征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话语权。
构建以我为主的跨境人民币信用信息循环。鼓励和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重大项目融资、中国对外援助与开发性金融、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的各类金融活动中，优先采用或强制要求包含符合中国监管标准的本土评级机构的信用评估报告。通过将中国评级深度嵌入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各类场景，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于美元评级体系的、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信用信息生成、传播与应用循环，削弱美元评级对人民币资产定价的“锚定”效应。
参与并引领国际评级治理体系改革，倡导货币中性原则。在国际多边场合（如G20、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中国应积极倡导信用评级应坚持 “货币中性”原则，即评级方法论不应隐含对某种主权货币或特定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偏向。推动国际社会认可评级标准与方法的多元化，支持包括中国评级标准在内的新兴市场评级体系获得公平对待和认可，为人民币及其他非美元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平等地位创造有利的规则环境。
四、结论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走出去”进程，绝非一个孤立的行业扩张议题，而是深度嵌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交汇的历史性坐标之中。本文的探讨表明，行业的国际化路径已走到一个必须进行根本性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继续沿袭传统“跟随美元定价权、服务单一融资需求”的路径，虽可获一时之便，但终将受制于固有的体系天花板与时代挤压，难以实现质的突破，更无法匹配国家发展的战略雄心。
因此，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未来，取决于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自我革命。这要求行业在三个维度上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战略自觉：
首先，在定位上，必须实现从“市场机会跟随者”到“国家战略支撑者”的跃升。 行业需清醒认识到，其核心价值不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海外延伸，更是服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顶层设计的关键功能性安排。这意味着，国际化业务需与国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海外利益等重大战略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与同频共振。
其次，在功能上，必须实现从“信用认证工具”到“综合风险管理赋能者”的转型。 要超越债券发行环节的单一服务，锻造并系统输出覆盖“风险识别-定价发现-缓释化解”全链条的专业能力。特别是在应对地缘政治风险、ESG风险、跨境法律风险等新型复杂挑战方面，建立起区别于国际巨头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独特方法论和服务体系，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市场主体提供不可或缺的“风险导航”和“决策罗盘”。
最后，在目标上，必须实现从“美元体系依附者”到“人民币金融话语权共建者”的突破。 行业应将自身发展置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历史进程中，积极投身于构建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全球信用评级标准与定价基准。通过深度嵌入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各类场景，助力打破对美元评级体系的过度依赖，为最终形成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话语权贡献基础性的“信用基础设施”力量。
这条转型之路充满挑战：它要求行业攻克方法论创新的难关、跨越国际监管壁垒的高墙、直面与国际巨头的竞争、并完成自身商业模式的深刻重塑。然而，这又是一条意义非凡的必由之路。它不仅是行业挣脱发展桎梏、赢得全球尊敬的唯一通道，更是中国在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进程中，补齐关键制度型开放短板、提升全球金融治理参与能力的必然要求。
展望未来，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国际化前景，将取决于国家战略引领的力度、监管协同护航的精度以及行业自身攻坚克难的深度。唯有以坚定的战略定力，摒弃短视的路径依赖，将行业发展深深融入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中国信用评级机构方能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全球金融格局重塑中，完成从被动“跟随者”、到积极“建设者”、乃至在某些领域担当“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篇章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