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定价权”向“人民币话语权”转变研究
“美元定价权”向“人民币话语权”转变研究
本文旨在系统研究在国际货币体系深刻演变背景下，如何推动从被动适应“美元定价权”向主动构建“人民币话语权”的战略转变。研究将首先厘清“定价权”与“话语权”的核心内涵与理论逻辑，梳理相关学术脉络。其次，通过评估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瓶颈，明确当前在国际定价体系中人民币所处的地位与挑战。再次，基于理论与现实，本文核心在于探讨这一转变的可行路径，分析其在大宗商品、金融资产、全球价值链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等关键领域的具体实现方式。最后，研究将提出一套系统性、协同性的政策框架，涵盖金融市场深化开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体经济支撑与全球治理参与等方面，为推动人民币从“计价货币”向“规则影响力货币”跃升提供学理支撑与决策参考。
1.引言
1.1 研究背景：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演变与战略命题的浮现
二战后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黄金-美元”本位。尽管该体系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解体，但美元凭借其历史形成的网络效应、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以及石油等关键大宗商品的“美元计价”惯性，其主导地位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在纯粹的法币信用体系中得以强化和巩固。然而，近年来，这一长期稳定的体系结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质疑。其内生缺陷日益凸显：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时常引发剧烈的跨境资本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构成显著的 “政策外溢” 效应；美元作为国际支付与结算的核心渠道，更日益被工具化为实施单边 “金融制裁” 的利器，损害了国际支付体系的政治中立性与功能稳定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加速演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集体崛起，特别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催生了对国际交易媒介与价值储藏手段多元化的内在需求。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逻辑，正从“单极稳定”向“多元平衡”悄然转变。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其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从早期的边境贸易结算试点，上升为一项关乎国家金融安全、对外开放水平和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的核心国家战略。
1.2 问题提出：从规模扩张到权力塑造的范式跃迁
经过十余年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支付结算、外汇交易、官方储备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仅仅停留在扩大跨境使用的规模与范围，满足于在国际货币金字塔中占据一个更靠前但仍属从属的席位，那么这一进程是否真正触及了问题的本质？答案是否定的。历史经验表明，一种货币的全球地位，不仅体现在其交易量或储备份额的统计数字上，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对全球关键经济活动的定价权，以及对国际金融规则、标准与秩序的话语权上。
美元的霸权地位，其核心支柱并非仅仅是其在国际储备中约60%的份额，而在于全球约80%的石油贸易、绝大多数国际大宗商品、以及海量的金融衍生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在于以美元为基础的SWIFT报文系统、CHIPS清算系统构成了全球金融的“主动脉”；在于美国能够通过其国内法律（如《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长臂管辖，深刻影响全球金融机构的行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突破，就必须直面并致力于改变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力格局。本研究旨在探讨的核心战略命题即是：如何定义、并推动实现从被动适应“美元定价权”到主动构建“人民币话语权”的深刻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的内在理论逻辑是什么？其在当下的现实基础与约束条件为何？又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1.3核心概念界定：从“定价权”到“话语权”的理论深化
为清晰界定研究边界，必须对“美元定价权”与“人民币话语权”这一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与界定。
美元定价权：这是一个侧重于市场结果和经济权力的概念。它指的是美元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在全球贸易、金融交易和大宗商品市场中，作为一种近乎垄断性的计价单位、结算媒介和价值尺度，从而对全球资产价格、资源价格乃至宏观经济周期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力。这种权力是内生性、结构性且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它使得全球经济活动必须持续面对美元汇率与利率波动的冲击，并实质上赋予了美国一种独特的“过度特权”。
人民币话语权：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系统和具有建构性的概念。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定价能力，指向一种综合性的制度性权力与体系性影响力。具体而言，它至少包含三个逐级递进的层次：
市场定价影响力：即人民币在关键大宗商品、金融资产及新兴领域（如数字资产、碳信用）中获得广泛使用的定价基准地位。
规则与标准制定权：即中国能够实质性地参与乃至主导国际金融规则（如资本流动管理、主权债务重组）、技术标准（如跨境支付报文、绿色金融分类）、以及治理平台（如IMF、BIS、FSB）的改革与设计。
叙事与议程塑造力：即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危机应对、发展融资等议题上，中国能够提出具有感召力和可行性的理念与方案，并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与追随。
简言之，从“定价权”到“话语权”的转变，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升级：从追求在全球货币网络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转向致力于重塑网络运行的规则与生态。这不仅是货币功能的拓展，更是国家金融软实力和国际经济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中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向“关键塑造者”的角色演进。本研究将以此概念框架为基础，展开系统性分析。
2.理论研究与相关文献综述
本章旨在构建一个理解从“美元定价权”向“人民币话语权”转变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需系统梳理与整合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货币权力的宏观理论；关于货币国际化进程与定价权形成的微观机制理论；以及关于“话语权”这一综合概念的多维理论内涵。通过这一综述，旨在明确本研究的理论坐标，并为后续分析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2.1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货币权力：从霸权稳定到多元竞争
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态及其核心货币的权力属性，是理解“定价权”问题的宏观背景。相关理论主要围绕体系的稳定性、内在矛盾及主导货币的更迭逻辑展开。
霸权稳定论与路径依赖：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等学者提出的霸权稳定论认为，一个单一主导国家（霸权国）的存在是确保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货币体系）的必要条件。美元霸权正是在二战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基础上确立的。然而，该体系一旦形成，便表现出强烈的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一种货币使用越广泛，其交易成本越低，吸引力越大，这使得即使最初的优势条件减弱，其主导地位也可能持续，形成了强大的“在位者优势”和“锁定”效应。
特里芬难题与体系的内生不稳定性：罗伯特·特里芬指出，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存在根本性矛盾：为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储备需求，该国必须保持长期贸易逆差（输出本币），但这会侵蚀其国际信用；而为维护币值稳定，又需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又会导致全球流动性短缺。这一“难题”揭示了美元主导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并为其他货币的崛起提供了理论上的“窗口期”。
货币竞争理论与体系的多极化趋势：随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关于货币竞争和多极货币体系的理论日益受到重视。此类研究探讨了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可能性、条件及其稳定性。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的背景下，可能出现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核心的“多元货币区”格局。这为“人民币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体系层面的理论支持，即并非必须完全取代美元，而是在一个更加多元、平衡的体系中占据关键一极。
现有理论清晰地勾勒了美元霸权的历史成因与结构性权力，并揭示了该体系的内在张力与演变可能。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宏观历史视角，即“人民币话语权”的构建是在一个既有体系出现裂痕、并向多极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
2.2 货币国际化与定价权形成：从职能拓展到市场微观结构
一种货币如何从国内走向国际，并最终在关键领域获得定价主导权，是操作层面的核心问题。相关理论从货币职能、网络效应和市场机制等多角度进行了解释。
货币国际化阶段理论与职能演进：通常认为，货币国际化遵循从结算货币到计价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渐进路径。人民币国际化实践也基本印证了这一路径。定价权的获得，尤其与“计价货币”职能的深化密切相关，即一种货币被广泛用于对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进行标价和合约签订。
网络外部性与货币使用的自我强化：正如语言一样，货币具有强烈的网络效应。使用一种货币的人越多，其便利性就越高，从而吸引更多使用者。这种正反馈循环是主要货币保持主导地位的关键。突破既有货币的网络封锁，需要创造新的、足够有吸引力的“网络”，或在关键节点上嵌入现有网络。
定价权形成的微观市场机制：这是理解“定价权”来源的核心。一种货币在大宗商品或金融资产上的定价主导地位，绝非自然形成，而是与特定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深度绑定。
大宗商品领域：定价权往往与成熟的、国际化的期货交易市场紧密相连（如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原油、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基本金属）。谁掌握了主要期货交易所，谁就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现货的定价基准。此外，关键资源的贸易长协定价模式、主要生产/消费国的地位也是影响因素。
金融资产领域：定价权体现在成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这依赖于一套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基准利率曲线（如美元LIBOR/SOFR，欧元EURIBOR）和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如美国国债收益率）。这些基准的生成，依赖于一个深度、开放且流动性极高的本国债券市场。
现有文献对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有丰富研究，对定价权与特定市场（如期货、债券）的关联也有深刻洞察。这为本研究分析人民币在具体领域争取定价影响力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即必须聚焦于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金融市场和基准体系。
2.3 “话语权”的多维理论内涵：超越经济定价的制度性权力
“话语权”是一个比“定价权”更具综合性、也更抽象的概念。它根植于社会科学对权力，特别是“软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的探讨。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规则、制度与结构性权力：苏珊·斯特兰奇等学者提出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指出，权力不仅来源于对资源的直接控制，更来源于塑造政治经济框架、决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正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体现在对国际规则（如巴塞尔协议）、标准（如会计准则、支付报文标准）和治理机构（如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的制定、解释与改革进程中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能力。
制度经济学视角：路径创造与制度竞争：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但后发者可以通过“路径创造”引入新规则与新制度。“人民币话语权”的构建，可视为一场深刻的“制度竞争”。例如，在绿色金融、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尚未形成稳固的全球制度安排，这为中国推动自身标准（如中国的绿色金融分类目录）成为国际或区域标准提供了“制度窗口”。
金融社会学与建构主义视角：叙事、理念与认同塑造：金融活动深受社会观念、共同信念和主流叙事的影响。“话语权”还体现在叙事塑造权和理念领导权上。即能够提出关于全球金融治理、危机解决、发展融资等重大议题的新理念、新方案（如“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投融资合作理念），并使其获得广泛国际认同，从而引导全球预期和行为。
现有对货币权力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经济维度的“定价权”，而对综合性的“制度性话语权”进行系统理论建构的研究相对分散。本研究试图整合上述多学科视角，将“人民币话语权”明确定义为一个包含 “市场定价影响力”、“规则标准制定权”和“理念叙事塑造力” 的三位一体概念框架。这一框架旨在突破将货币国际化视为单纯经济进程的局限，将其置于全球治理与制度竞争的大背景下，从而更全面地刻画人民币国际化向高阶阶段跃升的实质内涵与战略路径。此概念框架的确立，是本研究试图做出的核心理论贡献之一。
3.现实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成就、瓶颈与在国际定价体系中的地位评估
在探讨从“美元定价权”向“人民币话语权”转变的可行路径前，必须首先客观、精准地评估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坐标。本章旨在系统梳理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的显著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尖锐地剖析其在全球定价体系中仍处的相对弱势地位，进而从多维视角深入探究造成此现状的根源。这种“成就—瓶颈—根源”的三层分析，是构想未来战略与路径的现实出发点。
3.1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成就：从“边缘”到“重要”的功能演进
经过十余年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已从一种基本不参与国际循环的本土货币，成长为全球货币体系中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其国际功能在多个维度得到显著拓展和深化。
交易媒介职能：支付与结算网络初具规模
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规模持续扩大，与中国发生货物贸易的国家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显著提升，特别是在与东盟、俄罗斯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中。
国际支付份额：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人民币长期保持全球第五大活跃支付货币地位，份额约2%左右。尽管份额绝对数不高，但其支付网络已覆盖全球。
基础设施支撑：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成与持续拓展，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一个独立于传统SWIFT系统的、更直接的人民币跨境清算“高速公路”，截至2023年，其参与者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计价单位职能：从贸易向金融领域逐步渗透
贸易计价：在部分大宗商品贸易（如铁矿石、原油）中，出现了以人民币计价的长协合同试点和零星交易，实现了“零的突破”。
金融资产计价：熊猫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境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被用于国际金融合同的计价。以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如原油、铁矿石期货）的国际影响力逐渐上升。
价值储藏职能：官方与私人部门的接受度提升
官方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人民币占比已稳步上升至约2.5%-3%，位列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全球有超过70家央行将其纳入外汇储备。
国际金融资产：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持续开放，吸引了大量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资产，人民币资产的国际配置价值得到认可。
3.2直面核心瓶颈：人民币在国际定价体系中的结构性弱势
尽管成就斐然，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的“定价权”层面，影响力仍然微弱，尚未撼动以美元为核心的定价秩序。
大宗商品领域：美元计价壁垒森严
能源与矿产：全球约80%的原油贸易、绝大多数关键矿产（如铜、铝）的国际贸易仍以美元计价。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等关键定价中心的合约以美元为主导。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的人民币原油期货虽已成为亚洲重要参考，但全球定价中枢仍在欧美。
农产品：主要农产品（如大豆、玉米、小麦）的全球基准价格同样由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等美元计价市场主导。人民币计价的尝试主要限于中国进口的特定双边贸易，远未形成全球影响力。
金融资产领域：定价基准仍由西方主导
基准利率与收益率曲线：全球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如美元SOFR、欧元ESTR，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仍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人民币基准利率（如DR）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国际接受度和使用范围有限。
全球债券与衍生品：国际债券发行中，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占比远超人民币。全球利率、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交易绝大部分挂钩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深度和对冲工具丰富度有待提升，限制了其作为金融计价货币的广泛使用。
全球价值链与贸易融资：美元网络的深度嵌入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结算、全球供应链融资、以及国际贸易信用证业务，仍然深度依赖美元和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如SWIFT报文）。企业的财务中心和风险管理体系大多围绕美元构建，转换至人民币的系统成本和惯性阻力巨大。
3.3 深度原因剖析：多维度制约下的“定价权”与“话语权”缺失
人民币在国际定价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是历史、市场、制度与战略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历史路径依赖与网络效应的锁定：美元主导的定价体系运行数十年，已形成极其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转换计价货币涉及全球数百万家企业、金融机构的会计系统、合同模板、风控模型和操作习惯，切换成本高昂，形成巨大的市场惯性。
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与开放度的相对不足：尽管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庞大，但在市场流动性、衍生品工具丰富度、法律与监管环境的国际接轨程度、以及对境外投资者的便利性和友好度方面，与纽约、伦敦等成熟市场仍有差距。一个不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高度流动性、完善风险管理和高度确定性法律保障的金融市场，难以孕育出全球性的定价基准。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审慎管理与货币使用的闭环倾向：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仍是有管理的，跨境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管制。这使得人民币的“流出-回流”循环在一定程度上仍受调控，影响了其作为自由国际融资货币和套利货币的吸引力，也限制了一个完全市场化、国际化定价机制的形成。
地缘政治因素与“安全资产”属性的全球认同：美元的地位与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同盟体系、被视为“终极安全港”的美国国债市场密切相关。人民币要获得同等的“安全资产”属性，不仅需要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还需要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获得更广泛的战略信任，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规则塑造能力的短板：美元霸权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是一整套国际规则和公共产品（如最终的流动性提供者、危机救助机制）的体现。人民币要获得“话语权”，意味着中国需要具备并提供能被广泛接受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并在国际规则制定（如数据标准、绿色金融标准、数字货币规则）中展现出引领能力，这超越了单纯的金融市场发展范畴。
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功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初步积累，但在触及国际定价体系与规则制定核心的“从大到强”阶段，面临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制约。这些制约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反映了制度、历史与战略层面的复杂现实。认清这一现实，是谋划如何从被动适应“美元定价权”转向主动构建“人民币话语权”的逻辑起点。
4.从“美元定价权”到“人民币话语权”：转变的可行路径探讨
转变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非单一举措可以达成，而是一项需在多领域、多层次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本章基于前文的理论与现实分析，提出一个包含四大支柱路径的综合性框架。这四条路径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支撑、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强大的在岸市场是定价影响力的基石，实体经济的广泛应用是突破点，国际规则制定是制度性权力的制高点，而健康的离岸生态与软实力则是持久渗透的润滑剂。
4.1 路径一：夯实市场基石——构建深度、开放、有韧性的人民币金融市场
一种货币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以其计价的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与承载力。人民币必须拥有一个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可投资性”与“可对冲性”的强大在岸市场。
核心目标：打造全球主要的人民币资产定价、交易和风险管理中心。
具体举措：
深化与开放核心金融市场：
债券市场：在持续扩大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发行以提供充足安全资产的同时，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入市，优化交易结算安排，发展高收益债等多元化信用产品，满足不同风险偏好需求。
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深度与产品种类，发展人民币外汇期权、期货等衍生品，为管理汇率风险提供丰富工具。逐步推动市场从“基于实需”原则向更广泛的风险管理需求开放。
衍生品市场：重点发展以在岸基准利率（如DR）为标的的利率互换、期货及期权市场，为全球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机构提供高效的利率风险对冲工具。
推动关键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化与兼容：
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打造为全球人民币清算的主干道，持续扩大直接参与者网络，优化报文标准与运营时间，增强与境外本地清算系统的互联互通。
推动中央证券托管机构（如中债登、上清所）与境外托管机构（如欧清、明讯）的互联互通，降低跨境结算的复杂性与风险。
精心培育并推广具有公信力的人民币基准体系：
全力维护并持续优化中国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机制，确保其真实性、连续性和代表性。将其作为人民币资产定价的“无风险锚”，并积极向国际金融市场推介。
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和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债券回购利率（DR）等基准利率的改革成果，确保其市场化程度，并探索其在跨境金融合约中的应用。
4.2 路径二：寻求实体突破——在关键经济领域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广泛应用
定价权的争夺最终要落脚于实体经济活动。必须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贸易与投资领域，系统性地嵌入人民币计价结算环节，打破美元惯性。
核心目标：将人民币从“可选的结算货币”转变为“首选的计价货币”和“必要的融资货币”在关键产业链和区域合作中。
具体举措：
攻坚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
依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国的地位，优先在与主要资源供应国（如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的长期协议中，推动设立人民币计价合同选项。
大力提升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其国际化品种（如原油、铜、20号胶）的市场深度和全球投资者参与度，目标是使其价格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相关商品贸易的重要定价参考。
构建“一带一路”与对外投资的人民币闭环：
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丝路基金的支持下，推动重大海外基建、产能合作项目从可行性研究、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到运营收入的全链条采用人民币计价与结算。
鼓励参与项目的中国企业，在分包合同、本地采购中推广使用人民币。
赋能跨国企业成为人民币的“企业大使”：
通过提供更便利的跨境资金池、人民币衍生品等财资管理工具，鼓励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在其集团内部贸易、对华供应链融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
支持有条件的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业务拓展、并购融资中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或使用人民币贷款，提升人民币在全球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存在感。
4.3 路径三：参与规则重塑——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议程设置能力
话语权的最高形式是定义规则、设定议程。人民币要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地位，必须从国际金融规则的“接受者”和“适应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核心目标：在关键国际金融治理平台上获得实质性影响力，并将中国在若干新兴领域的实践转化为国际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举措：
深度融入并改革现有国际金融机构：
在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中，持续推动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争取更符合中国经济的决策权重。
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标准制定机构中，积极派出高级别专家深度参与核心规则（如银行资本、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讨论与修订。
引领新兴金融领域的标准制定：
绿色金融：将中国相对成熟的绿色债券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框架和“转型金融”概念，通过G20、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等平台推向国际，寻求与其他主要标准的互认与融合。
数字金融与央行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监管合规、数据治理等前沿领域，主动提出技术方案与合作倡议（如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力争在规则形成初期便嵌入中国理念与实践。
构建区域性金融合作与安全网：
强化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等区域性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实际效能和可用性。
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等区域合作框架下，推动以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发展，自然提升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
4.4 路径四：培育生态系统——构建支持人民币话语权的非正式网络、市场共识与信任基础
话语权不仅存在于正式制度中，也弥漫于市场习惯、专业共识和国际信任等非正式领域。需要长期、耐心地培育一个有利于人民币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国际生态。
核心目标：在全球金融中心、专业社群和公共舆论中，建立对人民币及其背后市场的深度理解、广泛接受和稳定信任。
具体举措：
发展高效协同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网络：
巩固香港作为最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同时支持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根据自身特色发展人民币产品与服务（如外汇交易、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形成一个功能互补、流动性联通的全球离岸网络。
引导国际金融机构与专业社群形成人民币“使用习惯”：
鼓励国际投行、商业银行、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在其研究、产品设计、服务中常态化纳入人民币视角和分析。
支持国际主流财经媒体、智库设立人民币专栏或专项研究，客观分析中国市场动态和政策意图，减少信息隔阂与误解。
提升政策透明度与监管国际合作，构建互信：
通过央行间常态化沟通机制（如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监管谅解备忘录等，加强与主要经济体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
提高中国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和沟通水平，稳定国际市场预期。在危机时刻，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协作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