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视角下我国评级行业国际化的理论启示
融合视角下我国评级行业国际化的理论启示
一、引言：理论框架的构建与核心启示
全球信用评级市场长期呈现高度集中与寡头垄断格局，以穆迪（Moody's）、标普（S&P）和惠誉（Fitch）为代表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凭借其历史积淀、技术积累与规则制定权，构建了近乎稳固的市场地位。这一格局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资本配置与金融风险定价，也对后发国家评级机构的国际化形成了结构性制约。传统关于评级行业国际化的研究多从技术追赶、市场准入或监管协调等单一维度展开分析，往往忽略了这一市场中所蕴含的 “声誉门槛”与“系统锁定”双重壁垒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因此，构建一个能够同时解释市场进入障碍形成与破解路径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基于此，本课题创新性地构建了 “声誉机制-锁定效应”融合理论模型，旨在系统揭示全球信用评级市场高度集中与路径依赖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该模型指出：
声誉机制强调，评级机构的权威性本质上是其在长期市场竞争中积累的“声誉资本”，其核心在于评级技术的科学独立性、结果的准确预见性以及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声誉的建立具有累进性和自我强化特征，但同时也构成新进入者难以逾越的无形门槛。
锁定效应则揭示，既有市场格局通过 “市场结构锁定”（由发行人-投资者双边网络效应形成）、“监管依赖锁定”（金融监管规则对特定评级结果的强制或鼓励引用）以及“技术标准锁定”（方法论与符号体系成为行业通用语言） 三重机制，形成强大的系统惯性，使得即使出现技术能力相当的挑战者，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市场行为与用户习惯。
二者的融合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并非仅取决于静态的技术能力，更在于能否在已形成多重锁定的市场体系中，持续积累并变现声誉资本。这一双重理论视角，突破了将国际化简单视为“技术输出”或“网点扩张”的传统认知，为我国评级行业在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战略背景下，设计其国际化路径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
本模型的核心启示在于，我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绝不能走被动接轨或低水平复制的道路，而必须设计一条 “基于动态声誉积累并主动重构系统锁定的战略道路” 。这意味着：
过程上，国际化是“声誉构建”与“锁定破解”同步推进、相互促进的并行协同过程，而非先后两个阶段。
战略上，必须通过在国内市场深化声誉资本积累（苦练内功），同时借助国家战略、制度创新与差异化竞争（巧用外力），在关键节点嵌入并重塑国际评级生态，逐步打破既有锁定，开辟新发展空间。
本文将依据此融合理论模型，分别从声誉积累的内生路径与锁定破解的外生策略两个层面，系统阐述我国评级行业国际化的具体理论启示与实践方略。
二、基于声誉机制理论的内生能力构建：“苦练内功”
声誉机制理论深刻揭示了评级行业“信任溢价”的本质。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并非源于行政授权或规模优势，而是根植于市场对其评级技术独立性、评估结果准确性及风险预警前瞻性的长期信任沉淀。这种难以量化却价值巨大的“声誉资本”，构成了穿透既有市场锁定壁垒、赢得国际投资者认可的终极武器。因此，我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绝非简单的业务地域延伸，而首先是一场遵循声誉积累内在规律的、深刻的自我革新与能力革命。它要求机构必须将构建坚实的内生能力体系置于战略核心，通过持续、可验证的专业表现，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累积自身的声誉资产。
（一）聚焦核心优势领域，打造差异化技术声誉
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我国评级机构在国际化初期不宜采取全方位对标国际巨头的“泛化”策略，而应实施 “聚焦突破、单点卓越” 的差异化竞争战略。核心在于，将资源集中于我国拥有相对信息优势、认知优势或战略必要性的特定领域，率先建立被国际市场认可的技术权威和专业声誉。
1.深耕“走出去”企业与“一带一路”项目评级，建立区域与领域专家形象。
国际评级巨头对新兴市场，尤其是对中资企业的海外运营、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复杂项目的风险评估，往往存在“信息鸿沟”与“认知偏差”。我国评级机构可凭借对国内企业治理文化、决策机制、政策关联度的深度理解，以及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精准把握，构建一套 “跨境信用风险穿透式评估方法论” 。此方法应超越单纯的财务分析，系统纳入地缘政治风险、项目履约的政府协调能力、跨文化管理风险等特色因子。通过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融资、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及发行国际债券提供比国际同行更精准、更具前瞻性的风险评估与定价参考，我国机构能够在这些特定赛道建立起 “不可或缺的专家”声誉，形成差异化竞争的坚实支点。
2.创新主权与准主权评级方法论，提供全球公共品与替代性视角。
现有国际主权评级框架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其评估标准常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和发展路径存在系统性错配。我国评级机构应勇于进行理论和方法论创新，探索构建一套更能客观反映 “发展韧性” 、 “长期增长潜力” 和 “债务可持续性多维支撑”（包括实物资产、自然资源、战略价值等）的新型主权与准主权信用评估体系。特别是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应摒弃单纯的赤字率、债务率门槛思维，更多关注其工业化进程、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创造能力。此举不仅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评级偏见，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份关键的替代性风险分析视角，更是在承担一种 “全球金融公共品”供给 的责任，有助于在道义和学术层面快速积累国际声誉。
（二）依托国内市场化改革，淬炼风险定价公信力
一个成熟、开放且允许风险充分暴露的国内债券市场，是我国评级机构构建和证明其专业能力最直接、最有效的“压力测试场”。国内市场的信誉是国际声誉的基石。
1.在违约常态化中锻造“风险预警”与“事后分析”的双重能力。
随着中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预期被逐步打破，信用违约已成为常态。这恰恰为评级机构提供了证明其核心价值的舞台。机构必须建立 “前瞻性风险预警-事件中独立跟踪-违约后深度剖析” 的全链条声誉构建机制。不仅要在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早期发出准确、清晰的降级或负面展望信号，更要在违约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客观、严谨的违约原因深度分析报告及回收率预估，展示其独立于发行人的立场和深刻的行业洞察。每一次成功的风险预警和深刻的违约剖析，都是向国内外市场展示其专业性与独立性的 “信誉勋章”。
2.在发展高收益与结构化市场中锤炼复杂风险定价能力。
一个仅有高等级债券的市场无法孕育世界级的评级机构。我国评级机构应主动参与并推动国内高收益债券市场、资产证券化（特别是CMBS、类REITs等复杂结构）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这些对风险识别、现金流分析和结构化设计能力要求极高的领域，率先建立起精细化的评级模型和严谨的评级方法。通过在这些 “技术密集型”板块 展现出卓越的风险区分度和定价影响力，不仅能稳固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更能向国际投资者证明，我国机构已具备处理复杂信用风险的技术储备，为未来参与全球高收益债和结构化金融产品评级奠定坚实的能力与声誉基础。
（三）推动标准的有序接轨与中国特色表述
技术标准的国际可比性是声誉获得跨市场认同的前提，但机械的“全盘西化”会丧失自身价值。必须在接轨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实现 “国际语言，中国叙事”。
1.实现方法论“形神兼备”的接轨与超越。
在评级符号体系、核心财务指标定义、评级过程透明度等“形式”上，应主动、全面地与国际通行准则（如IOSCO准则）接轨，确保评级结果具备基本的国际可比性，降低国际投资者的认知成本。然而，在“神髓”——即评级关键驱动因子的选取与权重设定上，必须进行 “本土化深加工” 。需向国际社会清晰阐释，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下，公司治理、政府支持、行业周期等因子如何被重新定义和评估。例如，如何量化分析“国企改革”对信用资质的动态影响，或如何评估“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提升。这种深度的解释工作，本身就是在输出一套新的信用分析逻辑，是构建学术影响力的过程。
2.在ESG等新兴规则领域抢占融合创新制高点。
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评级是全球规则的新兴蓝海，尚未形成绝对垄断。我国机构应把握机遇，不再仅仅是国际ESG框架的被动应用者，而要成为 “融合创新者” 。将国际主流的ESG关切，与中国“双碳”战略、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议程深度结合，开发出既包含普遍性原则、又凸显中国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的ESG评估体系。例如，在环境（E）维度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低碳转型”的评估；在社会（S）维度纳入“供应链共同富裕”和“员工技能发展”等指标。通过输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对话的ESG标准，我国评级机构有望在新兴规则制定中掌握一定话语权，从而开辟一条构建国际声誉的“快车道”。
三、基于锁定效应理论的战略路径突破：“巧用外力”
锁定效应理论深刻揭示了全球信用评级市场寡头垄断格局得以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这种锁定不仅源于技术或声誉的差距，更植根于“网络效应-监管依赖-标准惯性”共同构成的系统性壁垒。因此，我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决不能遵循“在既有赛道内追赶”的线性思维，而必须以战略性的外部杠杆，在锁定链条的关键节点实施精准干预，或开辟全新的价值赛道。这意味着必须 “巧用外力” ，通过主动嵌入更高层级的国家战略与制度创新，打破路径依赖，重构有利于我国机构成长的生态系统。
（一）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战略，开辟新赛道与新型生态
全球评级体系的规则本质上是国际货币金融权力结构的映射。因此，破解锁定最根本、最有效的路径，是将评级行业的国际化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战略的宏大叙事中，实现 “基础设施输出”与“服务标准输出”的同步。
1.绑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现“货币出海”与“评级出海”协同。
机制性嵌入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主动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如CIPS）及政策性银行协同，推动形成 “人民币国际化项目评级服务配套”机制。在“熊猫债”发行管理中，可探索设立优质本土评级机构的 “推荐名单”或“白名单”制度；在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发行中，鼓励或引导发行人引入本土评级。更关键的是，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框架下的各类融资工具、以及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潜在信贷场景中，前瞻性地进行评级标准与服务的嵌入设计，使评级服务成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
构建人民币资产全球风险定价的“中国视角”：通过与全球主要金融信息平台合作，发布基于本土评级的人民币债券指数及信用风险分析产品。旨在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基于中国评级逻辑的人民币资产风险评估工具，逐步改变其完全依赖三大机构进行风险定价的习惯，在人民币资产领域建立 “中国定义风险”的初始能力。
2.深耕“一带一路”金融生态圈，构建区域性评级治理新范式
嵌入多边开发金融决策链：积极争取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一带一路”框架下多边金融机构的官方认可或合作评级机构。这不仅仅是获取业务，更是将中国评级标准与方法论，通过项目融资的硬约束，直接应用于跨国基础设施的信用评估中，使其获得“准官方”的权威性背书。
推动区域性评级监管合作与标准互认：主动倡议并主导建立 “一带一路”信用评级联盟或合作机制。优先与沿线重点国家（如东盟、中亚、中东欧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开展对话，推动双边或多边的评级资质互认、监管信息共享，并共同探索适合新兴市场发展阶段的、更为均衡的评级标准。此举旨在区域范围内，率先构建一个 “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评级信息循环网络，削弱单一西方标准的垄断地位，为我国机构创造区域性系统重要性角色。
（二）寻求国内制度性突破，构筑初始市场空间与需求锚点
监管规则是塑造市场需求最强大的力量。我国评级机构国际化面临“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缺乏国际声誉导致需求不足，而缺乏应用场景又无法积累声誉。破解之道在于，首先在本国监管框架内，为高质量的本土评级创造 “法定”或“半法定”的初始需求。
1.系统性推动国内监管审慎采纳，实现“以内促外”。
在审慎监管框架中确立地位：协同金融监管部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深入研究并推动在 《巴塞尔协议III》国内实施框架 中，对于使用经认可的本土评级机构结果的国内银行，在信用风险权重计量上给予更精细、更优化的处理。同时，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偿二代）规则、以及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与上市审核指引中，逐步提升对少数几家核心本土优质评级机构结果的信赖度和引用权重。
创造“监管资本节约”激励：核心目标是让市场参与者（银行、保险、基金）在使用高质量本土评级时，能切实获得 “监管资本节约”或“合规便利性” 等实质性激励。这不仅能直接创造稳定的高端业务需求，为机构提供研发和人才投入的现金流，更重要的是，向国际市场传递出中国监管层对本土评级体系专业性的信心信号，极大地提升其国际信誉。
2.探索实施战略性“双评级”与“强制披露”安排。
在关键跨境融资中设立“中国评级”窗口：对于由中国主权机构、政策性银行及系统重要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大额主权债、准主权债及高级别信用债，可探讨以 “最佳实践”倡导或软性约束 的方式，要求其发行文件中除国际评级外，必须包含至少一家指定优质本土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和观点摘要。这将强制性地将“中国声音”带入国际主流发行场景，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对比视角。
鼓励中资发行人主动披露本土评级：鼓励已获得本土高评级的“走出去”企业，在其海外路演、年报及ESG报告中，主动披露本土评级观点。这既是一种企业自信的体现，也是对本土评级品牌最直接的国际推广，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国际投资者的信息获取习惯。
（三）实施差异化与聚焦战略，进行非对称竞争与侧翼包抄
在正面战场（欧美成熟市场及大型跨国企业评级）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国机构必须效仿军事战略中的 “非对称竞争” 原则，选择对手力量薄弱、自身优势明显或增长潜力巨大的细分市场和区域，实施精准聚焦，实现 “侧翼突破、以点带面”。
1.区域聚焦：深耕“全球南方”与周边命运共同体。
将新兴市场作为战略主阵地：将业务拓展重心明确指向 金砖国家机制、东盟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市场。这些市场普遍存在对现有国际评级体系“不满意度高”、自身评级能力建设需求强的特点。我国机构可提供 “技术输出+联合研究+能力共建” 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从服务中资企业与当地合作项目起步，逐步扩展到服务当地龙头企业和主权机构，成为这些区域值得信赖的信用风险合作伙伴，构建 “南方评级联盟” 的雏形。
利用地缘经济与政治纽带：充分发挥与中国签订高水平自贸协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家的合作优势，将信用评级合作纳入双边金融合作议程，将其打造为 “软基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产品聚焦：占领具有“中国 nexus”的业务蓝海。
垄断“中国关联”信用风险的解释权：在 中资美元债/欧元债、境外发行的中国概念资产证券化产品（如中资房企美元债、供应链ABS）、以及熊猫债 三大领域，建立绝对的技术与声誉优势。这些产品的信用风险内核均与中国因素紧密相连，我国机构在理解发行主体、基础资产和政策背景上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洞察深度。应力争在这几个特定产品线上，使“中国评级”成为国际投资者决策时的 “必选参考”甚至“首选依据” ，从而在这些细分赛道建立局部垄断优势，以此为基点，逐步辐射更广泛的全球信用产品。
总结而言，“巧用外力”的战略路径，核心在于从更高的系统性层面思考和操作，将评级行业的国际化，从企业层面的市场行为，升维至与国家金融战略、监管制度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重塑相结合的系统工程。 通过创造新的赛道、新的规则和新的需求锚点，我国评级机构有望在固化的全球格局中，撬开结构性缺口，实现从边缘到中心、从跟随到并跑乃至局部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四、结论
声誉积累与锁定破解并非两个独立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协同、相互促进的过程。在国内市场淬炼出的技术公信力（声誉），是获得政策支持（如监管采纳、战略嵌入）的资质基础；而通过国家战略开辟的新赛道（破解锁定），则为声誉在国际范围的传播和验证提供了宝贵的“应用场景”与“展示窗口”。
这一融合理论模型对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启示在于：支持评级行业国际化，需要 “能力建设”与“生态构建”双管齐下。一方面，要通过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加强行业监管与自律，迫使并助力评级机构提升专业能力，筑牢声誉根基。另一方面，要在涉外金融谈判、多边开发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设计中，有意识地将信用评级服务纳入议程，主动为其创造市场需求和制度空间。唯有如此，中国评级机构才能在全球评级体系中，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和“结果承受者”，逐步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乃至“改革者”，最终服务于国家金融安全与话语权提升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