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评级行业国际化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
我国评级行业国际化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
一、典型评级市场国际化的经验与做法：路径、策略与启示
信用评级行业的国际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级机构自身发展壮大的关键路径。本章选取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具有代表性的评级市场，系统梳理其主流评级机构的国际化历程、核心策略与具体做法。通过对比分析，旨在提炼出可供借鉴的多元化国际化路径与关键成功要素，为我国评级行业“走出去”提供实证参考与策略思路。
（一）美国：体系输出与市场主导的全球化范式
美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历程，本质上是一部全球评级标准与市场规则的主导史。其路径并非简单的业务地域扩张，而是一个技术、声誉、资本与监管规则协同输出的复杂过程。
1.“巨头引领”与“利基突围”的二元格局
美国评级市场的国际化呈现出清晰的层次结构。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P）和惠誉（Fitch）三大机构构成了第一梯队，其国际化遵循“声誉资本累积-监管资格绑定-全球网络布局”的经典模式。它们依托早期在北美市场建立的权威性，乘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霸权及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之东风，将其评级方法、符号体系乃至信用风险观念推向全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一批中小型评级机构通过专业化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战略成功实现了国际化。例如，贝氏评级公司（A.M. Best）深耕保险行业评级，晨星（Morningstar）专注于基金与证券评级，凭借在垂直领域的极高专业认可度，在全球特定细分市场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格局表明，国际化成功并非仅属于巨头，精准的专业化定位同样是有效的通行证。
2.主权评级的战略先导作用
主权信用评级在美国评级机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开路先锋”角色。早在20世纪初，穆迪（1918年）及后来的标普（1920年代）便开始系统评估外国政府债券，这直接服务于美国资本输出的风险评估需求。主权评级不仅是技术行为，更是一种地缘金融话语权的建构。通过发布主权评级报告，美国评级机构实质上为全球国家设定了融资成本的基准线，从而将其影响力从私营部门延伸至国家主体，为其后续全面进入各国国内债券市场奠定了无可争议的权威基础。
3.开放与规制并存的监管框架
美国的国际化经验还体现在其监管框架的设计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推出的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 制度，是一套“以认证促开放、以监管控质量”的典型机制。该制度在技术上对境外评级机构开放，允许其通过获取NRSRO资质进入美国核心金融市场（如债券发行）。目前，除本国巨头外，加拿大的DBRS、日本的JCR、墨西哥的HR Ratings等均已获得该资格。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市场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通过严格的申请与持续监管，将国际评级机构纳入其监管轨道，确保了其在美业务符合本国监管要求，实现了市场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平衡。
（二）加拿大：区域性机构的全球跃升之路
加拿大DBRS（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的成功，为后发评级机构如何突破既有巨头垄断、实现国际化跨越提供了宝贵范例。
1.从区域权威到全球第四极
DBRS的国际化路径可概括为“巩固北美，辐射欧陆，南向延伸”。其早期深耕加拿大及北美市场，建立了坚实的区域声誉。在此基础上，通过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设立办事处并成功获取NRSRO资质，实质性地进入了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随后，其战略重心扩展至欧洲（在伦敦设立总部）和拉丁美洲（以墨西哥城为支点），形成了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核心业务网络。这一渐进式区域拓展战略，使其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有效聚焦于关键市场，最终成长为与三大巨头并列的“全球第四大信用评级机构”。
2.监管资质驱动的合规性扩张
DBRS国际化策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获取多司法辖区监管资质置于优先地位。它不仅获得了美国NRSRO认证，还积极取得了欧盟信用评级机构（CRA）资质、墨西哥当地监管批准等。这种“资质先行”的策略，为其业务拓展扫除了制度障碍，将合规能力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使其能够在各主要市场与本土及国际机构进行合规对等的竞争。
（三）日本：依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聚焦战略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和评级投资信息中心（R&I）的国际化，展现了在英语系巨头环伺下，非英语母语评级机构如何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实现国际化的路径。
1.深耕亚太的区域聚焦战略
JCR的国际化没有选择与全球巨头进行全面竞争，而是明智地采取了 “立足日本，辐射亚洲”的区域聚焦战略。其国际化进程与日本企业及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亚太区域内的产业与金融网络扩张紧密同步。JCR的业务资质不仅在日本国内得到认可，更在美国、欧盟、土耳其以及印尼、泰国、中国香港等多个亚太经济体获得监管批准。这使得JCR能够精准服务日本投资者在亚太地区的跨境投资风险评估需求，并在亚洲美元债等区域金融市场中成为重要参与者。
2.监管合规导向的稳健拓展
与DBRS类似，JCR的国际拓展也高度注重符合目标市场的监管要求。它通过系统性地申请和获取各地区的必要资质认证来建立业务合法性基础。这种稳健甚至略显保守的策略，虽然可能牺牲了一些扩张速度，但显著降低了跨境经营的政策与合规风险，确保了国际业务的长期可持续性，体现了典型的日式稳健经营哲学。
（四）德国：多元化模式与制度创新
德国评级市场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特征，其机构的国际化路径也各有特色，提供了不同于美加模式的更多元化选择。
1.多元化主体的差异化路径
德国拥有多家定位迥异的评级机构，其国际化方式各不相同：
Schufa：作为消费信贷领域的巨擘，其国际化更多伴随德国企业的海外业务与德籍人员的跨境流动，提供配套的征信服务，是一种需求跟随型国际化。
Creditreform：作为一家综合性信用服务集团，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商业信息联盟与网络，提供企业资信调查等服务，走的是网络联盟化道路。
Scope：明确自身为“泛欧评级机构”，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欧洲主要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专注于欧洲市场，旨在打破三大巨头在欧洲的垄断，是一种区域性挑战者战略。
2.制度与商业模式创新
德国在国际化进程中还涌现出极具启发性的制度创新。例如，国际非盈利信用评级机构（INCRA） 在贝塔斯曼基金会等支持下，尝试推行“基金会付费模式”，由公益性基金而非发债人支付评级费用，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评级业“发行人付费”模式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尽管其市场影响力有限，但这种探索为全球评级行业治理结构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性思路。
（五）经验总结与路径提炼
综合上述典型市场的实践，信用评级机构的成功国际化绝非单一维度的扩张，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能力构建过程。其核心路径与手段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相互支撑的层面：
1.监管资质获取：国际化的“准入门票”
在目标市场获取权威监管资质（如美国NRSRO、欧盟CRA、各主权国家本地牌照）是开展实质性评级业务的法定前提。这要求机构不仅技术达标，还需深刻理解并适应不同司法辖区的监管哲学与文化。
2.全球网络布局：国际化的“物理载体”
通过在新兴市场设立全资子公司、在成熟市场设立办事处、或与当地机构合资合作等方式，构建覆盖全球或目标区域的实体服务网络。网络节点不仅是业务前台，更是信息收集、人才本地化与客户关系维护的中心。
3.国际合作参与：国际化的“环境营造”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行业论坛（如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双边或多边监管对话，推动评级标准、监管规则的互认与协调。这种“软实力”的运用，能为机构跨境运营创造更有利的宏观制度环境。
4.研究成果国际化：国际化的“声量扩张”
定期发布具有全球视野的主权评级报告、跨境债券评级观点、行业跨国比较研究等，通过影响国际投资者、媒体和政策制定者的认知，来塑造品牌的专业国际形象，从话语层面提升全球影响力。
对于中国评级行业而言，上述经验揭示出多元化的可能性。大型机构可借鉴美国巨头的全链条能力构建与DBRS的区域聚焦升级路径；中小型机构可学习贝氏、晨星的深度专业化策略；同时，整个行业可思考德国INCRA式的制度创新，探索在“一带一路”等框架下构建新型国际评级合作模式，实现技术、市场与话语权的协同国际化。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评级行业国际化的启示
基于前述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典型评级市场国际化路径的深度剖析，本章旨在系统提炼其核心经验，并结合中国评级行业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启示与策略建议。国际评级巨头的全球化历程表明，国际化绝非简单的业务地域扩张，而是一个技术、品牌、网络、合规与商业模式协同演进的系统工程。我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应在充分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兼顾国际规则接轨与中国发展特色的渐进式、结构化道路。
（一）构建“技术-数据-人才”三位一体的核心竞争力体系
国际评级机构的全球权威，根植于其历经百年锤炼、被视为行业基准的技术方法论体系与海量数据资产。我国评级机构要实现从“走出去”到“立得住”的转变，必须将构建坚实的、具有国际认可度的核心竞争力置于首位。
1.推动评级技术体系的标准化、透明化与国际化接轨。
系统性方法论构建：借鉴标普的模块化架构或穆迪的双层体系，对我国现有评级方法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整合。应发布清晰、完整的评级方法总纲，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主权、金融、企业（进一步细分行业）、结构融资等不同领域，开发逻辑一致且具区分度的专项评级方法。所有方法论文件应保持高度透明与可获取性。
引入并融合国际先进要素：在坚持独立判断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并吸收ESG（环境、社会、治理）风险、气候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国际前沿评级因子，将其系统性地纳入评级框架。这不仅是技术升级的需要，更是获得国际投资者，尤其是注重可持续投资的长期资金（如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认可的关键。
强化模型验证与回溯测试：建立常态化的评级模型验证与历史评级表现回溯测试机制，定期向市场披露评级结果的准确性、稳定性和预测能力数据。以实证结果回应市场对评级质量的关切，是建立技术公信力的最有效途径。
2.建设覆盖全球的、高质量的专业数据库。
超越国界的数据库战略：我国评级机构的数据库建设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不仅需要深化对中国发行人的数据挖掘，还需系统性地收集、整理、校验全球主要经济体、行业及企业的财务、运营与风险数据。可探索与全球数据提供商（如Refinitiv、Bloomberg）建立战略合作，或通过合规途径获取国际数据资源。
发展另类数据与分析能力：在传统财务数据之外，应积极探索利用卫星图像、供应链信息、网络舆情等另类数据（Alternative Data）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提升评级的前瞻性与差异化。
3.实施全球化的人才吸引与培养战略。
打造国际化分析师团队：有计划地引进具有国际评级机构工作经验、熟悉全球资本市场规则的高级分析人才。同时，加强内部分析师对国际会计准则、主要国家法律与监管体系、跨境金融产品的系统性培训。
建立全球专家网络：仿效国际同行，在全球主要区域聘请当地的经济、行业与法律专家作为顾问，为区域性和国别性评级提供在地化洞察，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短板。
（二）设计“区域聚焦、资质先行、模式创新”的组合式国际化路径
我国评级机构资源相对有限，不宜采取全面铺开的国际化策略，而应借鉴DBRS、JCR等机构的经验，设计一条更为聚焦、灵活且合规的拓展路径。
1.实施“一带一路”与亚太优先的渐进式区域战略。
深耕“一带一路”市场：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金融合作与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将沿线国家作为国际化初期的重点。可优先服务于中资企业海外项目融资、沿线国家主权及准主权债券发行评级，积累跨境评级经验。
巩固亚太区域优势：以香港为桥头堡，辐射东南亚、澳新等亚太市场。亚太地区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华人资本网络发达，是我国评级机构相对更易理解与进入的市场。应争取成为该区域美元债、人民币点心债市场的重要评级服务商。
2.将监管资质获取提升至战略高度。
建立系统的资质攻关计划：将获取美国NRSRO、欧盟CRA等核心资质列为中长期战略目标，成立专项工作组，深入研究其技术要求与合规标准，持续进行对标改进。短期内，可优先争取在重点拓展区域（如东盟国家、中国香港）获得本地监管认可。
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对话：通过监管部门间的合作渠道（如IOSCO多边备忘录），以及在世界银行、IMF等国际场合发声，倡导评级监管标准的互认与协调，为我国机构获取国际资质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3.探索多元化的市场进入与合作模式。
灵活选择进入模式：在法治健全、市场成熟的欧美地区，初期可考虑与当地研究机构或小型评级公司建立技术合作或战略联盟。在发展中国家，可探索合资或参股方式，快速获得本地网络与知识。
审慎开展战略性并购：密切关注全球范围内专业数据公司、研究机构或特定领域（如ESG评级）利基型评级机构的并购机会，通过并购快速获取关键技术、数据或市场份额，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筑牢“深度与广度并重”的国内根据地市场
强大的本土市场是评级机构国际化的坚实后盾和“压力测试场”。美国评级机构的全球化，与其庞大的国内债券市场密不可分。中国债市已具备相当规模，但需在深度、广度和市场化程度上进一步优化。
1.深化债券市场改革，扩大评级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推动评级需求从“监管驱动”向“市场驱动”根本转变：逐步减少各类监管规则中对外部评级结果的强制性引用（即“去监管依赖”），转而鼓励投资者建立内部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并将外部评级作为重要的参考输入。这能倒逼评级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真正具有决策价值的产品，提升评级质量。
丰富债券市场风险谱系：进一步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复杂的结构化金融工具。复杂的信用风险定价环境，更能锤炼评级机构的技术实力和风险辨别能力，为应对国际市场复杂产品评级做好准备。
2.以“熊猫债”市场为国际化试验田。
提升在熊猫债市场的主导权与话语权：积极争取并高质量完成更多境外主权机构、国际开发机构和优质跨国企业在华发行熊猫债的评级业务。通过服务国际发行主体，直接检验并展示我国评级机构对接国际标准、理解全球发行人的能力。
推动评级方法与国际接轨的实践：在熊猫债评级中，探索采用更易被国际投资者理解的评级符号和分析逻辑，发布中英文对照的详尽评级报告，实践国际化的信息披露标准。
（四）营造“规范、透明、包容”的行业发展制度生态
合理的监管框架是行业健康发展与国际化的保障。我国需在强化监管、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提升竞争力之间寻求精妙平衡。
1.构建统一、清晰、与国际规则兼容的监管框架。
推动监管标准的统一与升级：在现有监管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规则，形成全国统一的、覆盖全类型评级业务与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标准。监管规则应特别注重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信用评级机构基本原则》等国际准则接轨。
实施“分类监管”与“差异化监管”：根据评级机构的业务规模、国际化程度和风险状况，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对于有志于且有能力国际化的头部机构，可在合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创新试点空间，支持其参与国际竞争。
2.优化行业竞争生态，培育龙头机构。
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良性整合：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惩违规行为的同时，减少非市场因素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在机构整合、优胜劣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鼓励通过市场化并购等方式，培育几家技术实力雄厚、品牌声誉卓著、具备国际潜力的龙头评级机构。
支持行业自律组织发挥作用：强化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在制定行业标准、组织培训、纠纷调解、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形成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互补格局。
（五）拓展“以信评为核心、相关多元化”的价值链生态
业务多元化是国际评级机构平滑周期波动、增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评级机构的多元化应围绕信用风险评估这一核心能力展开，避免盲目扩张。
1.有序发展与评级主业协同的增值服务。
发展信用风险评估咨询：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信用诊断、债务结构优化、融资方案设计等咨询服务。
提供数据与指数服务：基于自身数据库，开发并销售信用风险数据产品、定制化指数，以及基于指数的分析工具。
加强宏观与行业研究：发布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主权信用展望、行业风险研究报告，将研究能力转化为品牌影响力和独立的收入来源。
2.谨慎探索与金融科技的结合。
研发智能评级工具：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优化数据清洗、模型构建和风险预警流程，提升评级效率与前瞻性。但必须明确，科技是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分析师基于深度调研和行业洞察的专业判断。
创新投资者服务模式：开发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在线信用风险分析平台，提供交互式、可定制的信用分析工具和数据可视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
我国评级行业的国际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它要求机构自身苦练内功，构建坚实的技术与数据根基；要求策略上精明务实，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区域与路径；要求监管部门营造一个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更要求整个金融生态认识到，拥有具备国际话语权的本土评级机构，是国家金融安全与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各方形成合力，中国评级行业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从“学习者”和“参与者”，逐步成长为重要的“贡献者”与“引领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