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融评级总裁禄丹博士接受《金融时报》采访

9月9日，安融评级总裁禄丹博士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采访内容先后于《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新闻网刊登，题目分别为《星宇股份劳动争议启示录：ESG如何走出“纸上治理”？》和《星宇股份劳动争议背后：ESG到底是“报告工程”还是治理能力？》。文章中，禄丹博士针对近期星宇股份与多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解除劳动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事件，围绕“ESG治理是否会影响全球供应链与资本市场层面？国内企业的ESG实践是否已经完成从‘信息披露’向‘风险管理’的深层转型？”这一系列舆论核心议题，对事件背后的信用风险传导逻辑和公司ESG治理如何真正从纸面走向落地进行了深度拆解。

禄丹博士指出，此次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ESG治理已不再仅仅是企业内部议题，而是正在沿着供应链与资本两条路径向外传导。对于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制造企业而言，社会（S）维度的风险可以快速穿透至客户合作、供应链协同和上市进程等核心经营环节。长期以来，国内公司的ESG实践普遍呈现“重E轻S”的特征。禄丹博士分析，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碳排放、能源消耗等环境（E）维度指标易于量化，较早纳入企业管理与披露体系；而员工权益、劳动关系等社会（S）维度议题，往往被等同于员工福利、公益捐赠等“软性”社会责任，风险属性被长期低估。

禄丹博士认为，当前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监管层面，上交所现行可持续发展规则已将员工权益纳入社会维度核心议题，同时明确上市公司发生违背社会责任的重大事项时，需充分评估潜在影响并及时披露，说明原因和解决方案。全球供应链层面的约束则更为直接，国外企业已建立包括供应链投诉机制、媒体监测、风险分析和可持续发展评级S-Rating在内的完整管理体系，将劳动者权益、工作条件纳入供应商采购准则。若劳资争议被海外客户认定违反供应商行为准则，轻则启动专项合规问询，新项目报价、新车型定点、长期合同续签都可能被暂停或延后；重则暂停现有订单放量，甚至剔除合格供应商名录。禄丹博士坦言，对进入跨国车企供应链的国内公司而言，劳动关系问题已从人力资源部门的内部事务，升级为影响客户合作资格的核心合规事项。

事件叠加星宇股份H股上市进程，让资本市场开始关注ESG风险对企业估值与融资能力的实质影响。禄丹博士表示，港交所已将ESG信息披露纳入上市规则附录，群体性劳动争议属于上市审核阶段的重点问询事项，一旦触发合规审查，可能拉长IPO审核周期、影响发行估值甚至错失上市窗口。除股权融资外，债权融资端的ESG约束也在持续强化。银行授信、债券发行等融资活动正越来越多地纳入ESG因素考量，对于需要持续资本开支的制造企业而言，融资渠道受阻或融资成本上升，会直接削弱其财务灵活性和债务偿还能力。

在信用评级视角下，ESG事件与信用风险的传导逻辑更为清晰。禄丹博士指出，信用评级既关注事件本身，也关注后续可能产生的实质影响。评级具有前瞻性，如果员工关系风险进一步向诉讼、客户流失、融资条件变化或者治理缺陷传导，即使企业当前财务指标仍然稳健，也需要判断它究竟属于一次性事件，还是意味着企业长期风险水平发生变化。ESG事件本身并不会自动改变企业信用质量，只有当风险进一步穿透至订单、盈利、现金流和融资能力时，才会真正进入信用风险定价。

禄丹博士总结到，星宇股份事件带来的最大启示，是上市公司ESG治理亟需走出“纸上治理”。过去很多企业的ESG工作聚焦于制度搭建与报告披露，只要有架构、有报告、有指标就算完成任务。但当ESG风险能够真实影响企业经营基本面时，治理的评判标准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对越来越多已经完成ESG制度搭建的上市公司而言，下一阶段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能否发布报告、建立指标体系，而是相关要求能否真正进入人力资源、采购、研发等具体业务环节。禄丹博士强调，未来衡量ESG治理质量的核心标准，将是风险识别的及时性、决策响应的有效性以及问题出现后的纠偏能力。

在采访最后，禄丹博士进一步指出，ESG从“软议题”到“硬约束”的转型，是国内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必经阶段。国内企业需将ESG理念深度嵌入经营管理全流程，建立前置风险防控机制而非事后补救，才能真正抵御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考验，实现可持续发展。